众多业界大佬再论注册制:拖延会加剧时间成本

早在2015年,各界就预计注册制或将在2016年初正式推行。然而,2015年下半年的股市巨震推迟了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,IPO由核准制到注册制的过渡至今鲜被提起。

业界大佬再论注册制
业界大佬再论注册制

在2017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,众多业界大佬在题为“纠偏:让资本市场回归根本”的分论坛上一致认为,推行注册制是中国资本市场未来最重要的改革之一。

“我记得2015年7月有个论坛,当时我认为注册制的真正推出要到2020年,但大家说,不是说明年要推出了吗?但根据我的经验,很多改革方面都会延后,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解决?还是要有魄力,”齐鲁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表示,“时间也是一个成本,大家经常会看到改革的成本,认为一改肯定要乱、投资者要承担损失、市场要大跌,所以要稳中求进。”但当你稳定了之后,改革就会延后,但时间成本却很少有人计算。

在李迅雷看来,“重点还是要去推行IPO改革,现在的新三板其实就是注册制,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。”同时他也认为,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,引入外资竞争,倒逼改革。

说到资本市场改革,吴晓求可谓是元老级人物,他是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和证券研究所所长、证监会发审委委员。当年的股权分置改革是中国资本市场最重要的一次改革,他也从头到尾参与其中。吴晓求在论坛期间表示,股权分置改革是最难啃的一根硬骨头,因此IPO改革一定可以推行,而核心则在于信息披露。

吴晓求也具体解释了注册制和当前核准制的差别。“核准制下,如果总共是10分的责任,那么上市公司5分,中间机构3分,发行批准机构(证监会发审委)2分,加起来是10分;变成注册制之后,证监会的责任就是0了,中间机构可能要承担45%的责任,发行者则要承担55%的责任。”

他称,从这里可以看得到,对于发行者和中间机构来说,他们的责任更大了。实际上就建立了一个市场的权责匹配机制。“因为核准制下,权责是不匹配的。比如对于IPO,发行审核委员会有七个人投票,如果七个人投了赞成票,公司就可以上市,但那个票是永远封存的,如果事后发现存在虚假上市的现象则无从追责,因此我们一定要交给市场。”

在注册制下,吴晓求称:“上市企业虚假上市,发行者和中间机构就要承担无限责任,这是有益的。我们本来以为注册制下,发行责任变得轻松了,其实是发行责任更大了,这样才能营造一个自律的市场,这是一种进步。”

眼下,股民对于注册制可谓“又爱又怕”,“爱”是因为注册制将解决IPO“堰塞湖”现象,但也始终有人担心,这可能使得鱼龙混杂的企业纷纷上市,同时可能会冲击市场流动性。

对此,中国证券市场设计研究中心总干事、《财经》社长王波明坚定地表示反对。“推行注册制后,从市场选择来讲,很多公司在核准制下能发行的,其实到市场选择的时候根本发不出去。例如,投行去路演,投资方可能对这个公司根本没兴趣。但是在现在的核准制下,排队可能就要两年,只要一批准,市场觉得有了证监会发审委的背书,所以100%可以成功发行。所以注册制的意义非常之大。”

王波明也不认为注册制就必定会对股市造成压力或冲击,“这都是对于注册制的误解,投资者根本没有搞清楚。”

当然,给予监管层“牙齿”始终是关键的一环。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CEO、原港交所助理董事孙玮表示,“希望中国最终市场能变得非常公开、透明、有序。要达到这一点,投资者要受到相应的保护,需要法庭制度,我并不是说中国要照搬美国现有的制度,但是最起码如果给了监管者牙齿,即让违法行为承担后果,给受伤害的投资者投诉机会,而且还要拿到补偿,这就需要法庭。”

在香港证监会任职期间,孙玮当时协助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,在1993年迎接首批中国大陆企业到港上市方面起到积极作用,她早年也是纽约州执业律师。她建议:“以后是不是投资者可以到法庭上来起诉那些用招募书撒谎的公司,并在最后拿到补偿,我觉得这对于市场发展会有根本性的促进作用。”

无独有偶,原中国基金业协会会长、曾任职于证监会国际部的孙杰也表示,“资本市场,或者是资产管理行业出了这么多问题,归根结底是法律问题。”

“我看了很多境外的经验,我们也想市场化、国际化、法制化,不要干预,不要扭曲市场,但是事实上,这在具体工作当中不现实。欧美国家花了200年,经历了大量血的教训才达到高度法制化的水平,而中国才20几年。”孙杰分析称。